2016年中国的GDP是七十多万亿，光伏的产值是3360亿元，光伏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占比不大，但却贡献了不少智慧和“世界第一”，光伏扶贫就是其中之一。 

　　年初老红写了《尴尬的“光伏农业”》，以为“2017年的中国光伏农业，一定不是发展之年，而是思考之年”，甚至以为几年之内难再讨论光伏农业的规模化发展问题。 

　　这是因为，虽然在理论上坚持认为“光伏农业对保护18亿亩红线具有特殊价值”，但在现实中面对“强大资本支持的农光互补占地现象的涌现，如果你是18亿亩土地红线保护者的国土资源部官员，除了说‘NO’又该当如何？”老红以为要找到让国土部对光伏农业说“yes”的理由，至少需要几年时间。 

　　受此影响，多个巨额投资的光伏农业项目被拆除，只见多家光伏企业大谈光伏农业案例却不见大力发展光伏农业业务，中国光伏农业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单位的豫新、朗禾的业务发展也一时遭遇政策“瓶颈”。 

　　没想到的是，光伏扶贫为光伏农业打开了一扇窗户。 

　　国家始终重视扶贫工作，这两年尤为突出，但是一直缺乏长效机制。是光伏扶贫给出了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输血”，而是长达25年的“造血”。到那时，我国已经接近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了。于是光伏扶贫的特殊价值得到了习总书记的认可，被中央媒体多次播报，被国家写进扶贫文件，也使得最敏感的光伏农业用地问题得以必要修正。 

　　9月底，国土资源部、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的意见》，明确“使用未利用地的，光伏方阵用地部分可按原地类认定，不改变土地用途，用地允许以租赁等方式取得”。 

　　限制光伏农业规模化发展的，早已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用地政策问题。最佳的光伏扶贫形式是建立在成熟的光伏农业基础之上的，国土部对光伏扶贫用地的认可，国家扶贫办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形式的认可，使得光伏扶贫成为一个规模市场，也为光伏农业打开了一扇规模发展的窗户。 

　　是光伏农业帮助光伏扶贫实现了政策的市场化落地。 

　　让指导市场的政策市场化的落地，是政策落实的最高境界。光伏扶贫就是让扶贫政策市场化落地的最优形式，而光伏农业又是光伏扶贫的最优实现形式。 

　　是光伏企业多年、多种形式的努力，确立了光伏农业的农业和发电两项收益的价值，进而成为光伏扶贫的最优形式； 

　　是国家的重视和探讨，确立了光伏扶贫的巨大市场需求，进而成就了一些光伏企业独特的商业模式。 

　　这两大因素，让光伏扶贫成为一个市场行为。 

　　有消息说，今明两年有近20GW的光伏扶贫市场空间，今年共有7个省把光伏补贴指标全部用于扶贫。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所以能把光伏扶贫的理论市场变为现实市场，是所有光伏企业努力的结果，其中中利集团又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年前，在对光伏农业长时间关注的基础上，老红与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张建华有了这样共同的认知：现有用地政策让光伏农业一时难有规模、持续发展的可能。只有什么时候成功的农业企业开始对光伏有了兴趣，光伏农业才有可能突破土地政策限制成为可能。这是因为面对光伏农业市场，农业思维和资本思维的灵魂是不一样的。老红请张建华帮助寻找这样的农业企业。 

　　这样的农业企业还没找到，却遇到了中利这样的光伏企业。 

　　中利的光伏扶贫业务所以能够赢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促进了《关于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的意见》的出台，老红以为关键点在于：相同的是光伏扶贫业务的形式，不同的是光伏扶贫业务的灵魂。 

　　爱土地、懂农业。同是做光伏农业，从农业角度出发和从资本角度出发，结果是不一样的。中利的王柏兴出生在农村，对土地和庄稼长的好坏有着不容一丝虚假的情感。 

　　光伏农业是战略不单是商机。同是做光伏农业，是企业发展战略驱动还是市场机会驱动，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早在2010年，中利的光伏组件生产企业还在建设中，中利的农业+光伏项目就已经在建设中了。要做光伏终端市场，要做与农业相关的光伏终端市场是王柏兴选择光伏产业时就在思考的问题。 

　　光伏扶贫不是一个赚大钱的买卖。同是做光伏扶贫，是追求利润还是寻找生存之道，结果更是大不一样。王柏兴说过，通过做好扶贫业务能把自己生产的组件卖出去就是成功。 

　　中国的扶贫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如此大规模的扶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光伏扶贫则是光伏企业对中国扶贫工作的特殊贡献。 

　　这是因为，当前的光伏是一个需要政策扶持的产业，光伏扶贫更是一个政策市场，让一个政策叠加的市场变成为一个市场化的市场，是光伏企业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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